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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某被控徇私枉法罪一案之辩护词
来源:法援网发表时间:2019-07-04浏览:858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昭信律师事务所根据刑诉法第32条的规定,接受本案被告严衍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严衍的第一审辩护人。我在会见严衍时,业已征得严衍本人的同意。

我在认真研阅了本案公诉机关移送给法院的全部起诉卷宗材料,听取了今天的法庭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在对本案评议时,“兼听”而“明断”。

我的辩护意见是:一、起诉书指控的本案关键事实明显地属于“事后推定”、“张冠李戴”,是不真实的;二、起诉书指控本案两被告构成徇私枉法罪,不符合法条明定的构成要件,是不能成立的;三、本案的侦查活动存在诸多明显的违法情形,不仅应当引以为戒,而且对其违法搜集的证据材料,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予以采信。

为了证明上列辩护意见是得以成立的。下面,我将以“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论证方法,用“提要钩弦”的表达方式,具体阐述如下:

一、起诉书指控的本案关键事实明显地属于“事后推定”、“张冠李戴”,是不真实的。

本案起诉书在其“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节称:“2004年7月9日……黄仕勇交待了黄仕刚于2002年在荆门钟祥市实施过抢劫,后黄仕刚也主动交待了其实施抢劫的时间、地点、金额以及其同案犯刘远超已被判刑等相关事实……”

上引“查明”所述的本案最基础的关键事实,明显是属于“事后推定”、“张冠李戴”,是不真实的。其论据在于:

第一,附卷的第一次调查黄仕刚的笔录记载(2011年7月29日,附卷第90页至95页)问:“纪南派出所讯问你时,你表明的是什么身份?”答(黄仕刚):“我当时表明的身份是黄仕军,在笔录上签字也是签的黄仕军。”(见附卷第94页顺数第三行起),显然,起诉书称2004年7月9日黄仕勇、黄仕刚交待了“黄仕刚”抢劫的犯罪事实,完全是“事后推论”的结果,将“黄仕军”置换成了“黄仕刚”。

第二,附卷的黄仕刚的第三次笔录记载(2011年9月13日,附卷第98页第102页)问:“你在纪南派出所用的什么名字?”答(黄仕刚):“王祖军叫我交出身上的所有东西,其中有我的驾驶证,驾驶证上的名字是黄仕军,王祖军就认为我叫黄仕军,我也没有纠正,也就说自己叫黄仕军。”(见附卷第100页顺数第8行起)

显然,2004年7月9日的当时,黄仕军在纪南派出所不仅报的是“黄仕军”,而且其能印证其身份的驾驶证上记载的名字也是“黄仕军”。本辩护律师收集的京山县公安局孙桥派出所出具的“黄仕军”的《户籍证明书》及其身份信息资料证实:2003年11月14日,黄仕军曾在荆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了汽车驾驶证。于此而论,当时黄仕勇交待的所谓实施抢劫的人,也不可能是“黄仕刚”,而是“黄仕军”。相隔七年之后,黄仕勇在其笔录中称:当时就交待了“黄仕刚”实施抢劫的事实,是明显地不真实的。那么,本案起诉书无视2004年7月9日当时的客观真实,将当年的“黄仕军”置换成起诉书中所称的“黄仕刚”,完全是“张冠李戴”,是一种典型的“事后推定”,是不客观的。

第三,附卷第147页至第148页的2004年7月9日和同年7月16日的纪南派出所的两次会议记录充分证实:该所当时处理的打架当事人是“黄仕清”(第一次记录)或“黄仕军”(第二次记录)。

七年前的会议记录是客观历史书证,该书证充分证实:当年纪南派出所处理的是“黄仕军”等人与岳国军等人的打架纠纷,根本就不是起诉书上所指控的“黄仕刚”。既然不是“黄仕刚”,那么,怎么能按七年之后黄仕刚检举揭发而急于立功所称的当年向纪南派出所交待了其抢劫的事实呢?

尤其还应当严正指出的是:起诉书还毫无根据地称:“……黄仕刚(曾用名黄仕军)……”这随心所欲的添加,完全是为了做成案件而“入人以罪”。黄仕刚之“曾用名”“黄仕军”,纯属子虚乌有。客观事实是:黄仕刚是借用、冒用黄仕军之身份证办的驾驶证。对此附卷的第83页至第84页的钟祥市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并未载明有黄仕刚有“曾用名”为“黄仕军”。附卷第138页至第139页调查黄仕军的笔录证实:黄仕刚之父找黄仕军借过身份证,“……借用我的身份证办理汽车驾驶证。”

本辩护律师收集的京山县公安局孙桥派出所出具的黄仕刚的《户籍证明书》,显示黄仕刚之“曾用名”栏项下是空白,并且该书还证实:“无户籍信息变动项目”。这就是说,黄仕刚从来就没有使用过其他“姓名”。再者根据《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记载:黄仕刚是在“ 2011-01-26”才登录为“在逃人员”,“2011-03-18”予以撤销。这充分证实:起诉书所称的两被告“私自将在逃犯释放”,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

对黄仕刚在2004年冒用、借用“黄仕军”身份的问题,依照法律明定,纪南派出所没有必要去查证,因为刑诉法第128条第2款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审查。而事实证明:“黄仕军”从来就没有犯罪记录,也根本不是什么“逃犯”。

上引两次会议记录充分证实:当年纪南派出所处理的对象是“黄仕军”,而根本不是“黄仕刚”,而起诉书指控所称的黄仕勇、黄仕刚在当年就交待了“黄仕刚”实施抢劫的事实,完全是张冠李戴。“黄仕军”不等于“黄仕刚”,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常识!

第四,附卷第174页的李晓东(纪南派出所所长)2004年7月9日的笔记之记录证实:当年纪南派出所处理的对象是“黄仕军”,而不是“黄仕刚”。

李晓东2004年7月9日的笔记清楚地记载着:“黄仕军 男

25岁 荆山孙桥花台村一组 同案 刘远超 已判刑 2000年下半年 在钟祥虎爪山林场入室抢劫 现金400元 钟祥公安局电话0724-423114 刑警队办公室 陈金平 荆山公安0724-7321078

0724-7402995孙桥所 7224915刑警队 7402122彭 0724-7409110虎爪山林场派出所 1398696289金所长 0724-6625076孟所长”。

李晓东的这一笔录是2004年7月9日当天所记录的,是客观历史书证。它至少证实如下事实:

一是该派出所当年处理的对象是“黄仕军”;

二是该派出所获悉的是“黄仕军”有抢劫的事实,而不是“黄仕刚”;

三是证实在2004年7月9日当天,王祖军、严衍等获悉“黄仕军”有“抢劫”事实后,如实地向所长作了报告,不然的话,李晓东的笔录本上怎么有:“黄仕军 男 25岁 荆山孙桥花台村一组 同案刘远超已判刑 2000年下半年在钟祥虎爪山林场入室抢劫 现金400元”的“要素”齐备的全部记载呢?!

四是该笔记上的相关公安机关的八个电话号码的记载,也证明王祖军在其“供述”所称的用电话与黄仕军所在派出所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然的话,所长李晓东的笔录本上怎么会有八个之多的电话号码的记载呢?!事实证明:主办人王祖军在获悉“黄仕军”有抢劫事实时,是查证了的,是尽到了一个基层民警的法定义务的。而严衍作为“参办人”,服从“主办人”、所长的“指令”而为,没有任何过错,更谈不上触犯刑律!

证据证明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证据充分证实:当年王祖军、严衍处理的对象是“黄仕军”,获悉有抢劫事实的对象也是黄仕军,而不是起诉书上所称的“黄仕刚”。并且,王祖军作为主办人,严衍作为“参办人”,在当天就将他们获悉的“黄仕军”有抢劫之行为,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向所长作了汇报,他们俩人的行为充分证实:他们不存在任何“不阳光”、“不透明”、隐报案情的情形,他们的所有行为尽管有暇疵,但他们是在所长的安排下,正当地、公开的、有组织的、有领导地履行了职责,不存在徇私放人的情形,更不存在释放“逃犯”“黄仕刚”的事实。他们“释放”的是无任何犯罪记录的“黄仕军”。

李晓东的笔记本之“记录”还客观证实:该所对获悉的“黄仕军”之抢劫情况的处置,是负责的,是合规的,是与有关应当联系的单位联系过的,不然的话,八个电话号码项下的具体人名、职务的记载,岂不是多此一举。当然,附卷也有侦查人员调查京山、钟祥有关人员的笔录。他们均一口否认当年纪南派出所与他们联系过。但是,由于他们与本案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他们的说法不足为据,他们的言词证据的效力远远低于李晓东笔记本上记录之书证的效力。

事实充分证实:起诉书指控的“黄仕刚”当年在纪南派出所交待抢劫犯罪之基本事实,是“张冠李戴”,是“事后推定”,是不能成立的。起诉书指控王祖军、严衍明知“黄仕刚”是“逃犯”,私自将“逃犯”释放,完全是人为的主观臆断,他们当年处理的是“黄仕军”,“释放”的也是“黄仕军”,根本不是“黄仕刚”。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本案指控两被告均成犯罪的基础事实是不能成立的,其构成犯罪的指控,因其没有牢固的事实支撑,犹如空中楼阁。

二、起诉书指控本案两被告构成徇私枉法罪,不符合法条明定的构成要件,是不能成立的

从法律上讲,构成徇私枉法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刑事诉讼中“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的行为。所谓徇私枉法、徇情枉法,是指出于个人目的,为了私利、私情故意歪曲事实,触犯了刑法典第399条的规定。具体到本案来讲,王祖军、严衍他们的行为充分证实:他们不仅在全所会议上报告了他们处理的“黄仕清”(后查证为“黄仕军”)的情况,而且在当天就向所长李晓东详细报告了他们获悉的“黄仕军”抢劫犯罪的全部事实,根本不存在故意歪曲事实,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问题。

就两被告是否徇私、徇情的方面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两名被告徇私、徇情而“释放”了“黄仕刚”,他们释放的是无任何犯罪记录的“黄仕军”。起诉书也白纸黑字地记载着:“为了创收”。显然,“为了创收”,与法律规定的“徇私”是出于“个人”目的,为了“私情私利”,是不搭界的。“创收”是为了单位、组织。法条中规定的“徇私枉法”罪之“徇私”是“私利、私情。”

刑法典第399条的“徇私”,应当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这一说法的根据在于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第“六、关于渎职罪”之“(四)、关于‘徇私’的理解称: “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的‘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397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显而易见,指控两被告构成徇私枉法罪,与法条的明定相悖,是不能成立的。尽管两被告在工作中存在诸如收钱不出具条据,将案件材料遗失等错误,但这与构成犯罪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本律师建议,请合议庭依法宣告两被告无罪。

三、本案的侦查活动存诸多明显的违法情形,不仅应当引以为戒,而且对其违法搜集的证据材料,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予以采信。

本案的肇因是“罪犯”黄仕刚为了获得“立功”而检举。但黄仕刚的检举是不能成立的。前面之述备矣,这里只是提及而已,因为黄仕刚当年在纪南派出所的身份是“黄仕军”,他不可能交待“黄仕刚”实施抢劫犯罪事实。而本案的侦查机关受到某些单位“先入为主”的指令后,便以服务“罪犯”黄仕刚之检举为基础而展开了本案侦查活动。

由于这种围绕“罪犯”口供而找证据的侦查模式的施行,导致本案的侦查活动存在明显的违法情形:

第一,根据附卷的黄仕刚、黄仕勇、黄汝祥、王春艳的“证言”,他(她)在第一次笔录中根本就不知晓当时办理案件的纪南派出所的警察姓名。但本案的侦查人员以“调查笔录”的方式记录了由黄仕刚、黄仕勇、黄汝祥、王春艳对纪南派出所干警的辩认。这种“辩认”不仅是非法无效的,而且还明显涉嫌导供、指供。这是因为:一是在纪南派出所若干警察的照片底下标注姓名,让辩认人辩认;二是由侦查人员立即告诉辩认人其辩认对象的姓名;三是在辩认时没有现场见证人;四是没有辩认笔录。

第二,本案附卷的所有证人证言,被告人审前供述,均有悖刑诉法第95条和第99条的规定。

本案起诉卷宗所附的被告人供述和所有证人证言,在笔录制作完成后,没有侦查人员的签名。

刑诉法第95条规定:讯问笔录制作完成后,除了应当由犯罪嫌疑人签名或盖章外,而且“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刑诉法第99条规定:第95条的规定也适用证人证言。

上引法条规定的是“应当”,也就是说,侦查人员在录取犯罪嫌疑人口供、提取证人证言时,必须在完成的笔录上签名,否则,就是违反法律明定,是收集证据材料之程序“不法”。不法所搜集的证据材料,不具备“合法性”。而不具备“合法性”的材料,是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的。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尽管本案是异地有关机关移送、上级有关机关交办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坚守认定“犯罪”的法定“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为本案基础事实不实,“张冠李戴”,指控两被告构成徇私枉法罪,与法条规定构成要件明显不符。因此,请合议庭采纳本辩护律师的意见,宣告两被告无罪,将他们立即予以释放。

辩护人:湖北昭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荣延春

201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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